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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认知
这里的穷人不是指你现在有没有钱财,即使你现在有很多钱,抱歉,你也可能是一个穷人,会很快失去自己的财富.
中国有很多古话,证明古代的中国人有真正的智慧,其中有句话类似: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当我们与底层相处时,我们千万要小心.权贵阶层在数千年的历程中,善于牧民,形成了牧民术.这些东西在短暂的历史里都是成功的,然后整个王朝体系的天生致命缺陷会导致长期的不稳定,从而失去王朝.
然而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力求上升的阶层,你怎么样理解周围的世界呢?
乌合之众之英雄当屠和投名状
晚间睡了一觉，问女儿饿不饿，于是去吃小肥羊。结账的时候，旁边一桌在结账。等我们出来，我问女儿，你有没有注意隔壁一桌结账的情况？女儿问：什么？我说：坐在你边上那个女的拿了钱出来，但是手没有伸出去，只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想付账。而对面那对夫妻， 男的起身去了柜台，这是真正想结帐的。
女儿笑笑，她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关心自己的卡片。
言归正传，飞航途中，买了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直知道这本书的内涵，但是没有看过，花了一个半小时看了八成。
这是本伟大的书，吴思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大粪从美丽的躯体里剥了出来，臭不可闻，然而却是中国的本质。
其中有个故事剖析p民的算计，我并不是完全描述，拆解一下其中的逻辑。
清朝某地一直有贩私盐的传统，但规模不大，只是普通民众的生计来源而已；这与大盐商的利益有冲突，但并不危及到其生存问题。不过，由于乾隆下江南，盐商接待的不错，因此得到了恩宠和许诺。盐商还是利用官场力量挤兑这些私盐贩子。这就威胁到了私盐贩子的生存，因为那些并不能发财，但是却是安身立命的生计来源。
这个时候开始计算人性命的价值，私盐贩子是饿死呢？还是奋起一搏。算计在于地方官是维护盐商的发财扩张梦想呢？还是维持一方安稳。代价是多少？
双方在计量的时候，有出头者振臂高呼，于是开始大乱，围攻了衙门。
地方官很明白当地的民情，立即告示，说按原来方式继续。然后再谋划领头者的事情，普通参与者既往不咎。民众很快情绪平复下来。但是军方不肯放弃立功心切，开了队伍过来。民众感受到了生存的危险，在领头者的带领下武装攻击了军队。清朝军队腐朽不堪，被击垮了。
事情闹大了，军队撤退，还是地方官来处理。
地方官的策略不过是原来的计量。
历史上的地方官对于p民心理研究很透，无非一个生存底线问题。顺民的代价是让他活下去，而不是压榨到死。盐商的做法，和军队的做法都是逼人于死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就是p民算计生命的代价，民不畏死，那就是执政者的噩梦了。
地方官的处理是到位的，事情平息，p民继续做顺民，英雄当屠。因为p民开始算计得失，把原来为自己出头的人卖掉，当然好过庇护他。这个时候地方官再推一把，宣称送贼前往者，给多少赏钱。乡亲们算一算银子，就把领头者绑了送官。
我在论坛写东西的时候，有好事者激老王，说要我做鲁迅。
那些家伙都是不怀好意的p民。
上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但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资本论和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席卷了全球。那个年代的世界各国曾多少都试用过左翼的社会主张和治国策略，包括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
几十年后，这些国度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法拉美印度等等不仅仅在经济上一无建树，而且产生了社会动荡，阿根廷直接从世界第六的发达国家坠入发展中国家队列，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再没有回到发达国家阵列。
哈耶克的理论不容易为p民和代表其选择的政府接受，而主义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很容易煽动人心。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这类理论，那就是均贫富、暴力革命的一套。
古老的宗教和主义都有一个倾向，给p民描述天堂，只不过宗教宣称的是来世，主义描述的是现世。宗教改良后，能够一直生存发展下去的原因在于来世没办法算账；主义却给自己设了个套，宣称现世就可以共同富裕。达不到目的时候，就只能均贫富了。一旦要均贫富，那就是要牺牲一批人。
宗教和主义要牺牲异教徒时，对于神仆来说，重要的不是精神，而是这些异教徒手里的财富。夺其一百，给p民三十，自己腰包里装七十，这是可以算计得失的。
你如果沿着这条路径去理解哈耶克的哲学理论，就能明白，对于p民来说，描述天堂，非常容易忽悠他们脆弱的心灵。p民从来不会思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把命运交给一个好皇帝，一个清官体系，要公平，怎么可能做到？人性的贪婪，决定了乌托邦里划分财富的人必定要留下自己最大的那一块，压榨p民是一定的。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拿到天下的人来说，这个牧场是他的，他会考量基业长青，会维持奶牛们的生存，以方便长期挤奶。但是皇帝下面的众臣子来说，他们只是奴才。皇帝不差饿兵，当差的压榨p民是一定的。而一个皇帝是管不了普天下的官僚阶层的。
这就是乌托邦无法实现的原因。
但是p民做顺民有自己的算计，只要不威胁到生命的价格里面，他们是不会起来行使暴力的。历来所谓的农民起义军都是流民占了多数，因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即使是这样，流民一旦有了口饭吃，队伍就垮了。所以，领袖是洞悉人性黑暗的伟大人物，从陈胜到宋江，一定要立下规矩：投名状。你先杀人入伙，这就基本上断绝了你下贼船的路。同时，包括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朱元璋这些人，在造反初期，一定是攻城屠掠，烧杀抢劫。造反者在屠杀一座座城池之后，就会计算自己的得失。杀人劫掠强奸等等，不仅仅获得暴力收益，满足性欲，而且对于领袖来说，这些人要回头，是越来越难了。
我在博客里曾经苦劝一个粪青，他信奉革命，对文革充满向往。只是他不会知道，一旦暴力革命形成，鼓惑者要成事，一定会要p民缴纳投名状。然后攻城屠掠。p民和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儿老小，都会置于死亡的危机之下。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从黄巢起义到太平天国，数千年来，每一次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以数千万人的死亡为结果。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朱元璋，在养活军队时，都曾经大量屠杀人，以作口粮。历史上有记载，很多人没有承认过，但是从逻辑推演，这是存在的。因为大乱起，农民不再种植粮食，p民要活下去，只有两条路，要么参加军队吃人，要么被人吃。
从英雄当屠到投名状，这是中国历史人物的两大选择，谁最没有底线，谁获得最大收益。
而选择他们的p民，要么卖了自己的救世主，要么被自己的救世主卖。
文革期间，一夜之间掀起青年人到街头广场。
p民到广场比较容易，回到家里比较难，后面是长达十年的浩劫。文革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几乎彻底颠覆了整个政权的运作，整个工业和教育体系崩溃，只有农业和医疗系统勉强维持运转，一个国家的正常功能消失殆尽。更惨的是，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许多父子、夫妻反目，人们为了撇清自己，与亲人划清界限，甚至亲自批斗。这个伤痕直到三十年后都没有消失，伟大的哲学家顾准死在监狱里，他的儿子到现在还恨他，一直到现在，甚至还在公开场合批评死去的父亲。
怨恨，可以让贞子变成恶毒的鬼，也可以让中国人背负着，互相仇视，直到死亡。唐三藏西天取经，原本要化解这些恶念，但是很显然，他失败了。
过去的三十年，庙堂以经济发展替代其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只要p民能够看到实在的利益，他们并不想上广场。为何现在行不通了？老干部非常忧郁：我们打下了江山，为他们发展经济，建起高楼大厦，为何他们恨我们？
根源在哪里？
如果你听说国家的富人只有1成在私营体系，你会惊讶吗？你会。从高利贷事件中，你会明白，真正有钱的是谁。在最初的二十年发展中，私营体系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十年这些财富已经发生了转移。现在的私营企业大多数是中产阶级。
无论是通往奴役之路，还是血酬定律，告诉我们的道理，在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社会，没有自由和制衡体系，最终变成了一个财富输送沟渠。今年有可能财政收入达到13万亿人民币，这是水面上的；水下的潜流输送，大概与此数字相当。
左和右在主张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极左认为变革这一切，需要p民回到广场，暴力推翻一切，重新来过。这没有用！
这个国度要进入文明开放的社会，只有全民和解，建立制衡体系，人人监督人人，向上输送的沟渠才会枯竭。尊重私权，开放市场，私有企业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扎根于此，做基业长青的打算，解决社会需要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
对于庙堂，没有理解的是，你要一个高压锅，还是要一个炸弹？民主体系是一个高压锅，四年一度的选举，给了p民一个出气口；从上而下建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炸弹，因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是永远不可能制止的。
只不过说，我这些都是屁话，没有人会去做的。
历史的轮辙告诉我：庙堂一定选择把高压锅的口子堵住！为了避免流民阶层形成，要依赖私企解决就业，所做的就是充分竞争市场你去打拼，资源市场上交国企。问题在于，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自由市场告诉我们，当市场被扭曲后，各类报复就以市场自己的形式出来，一只温良的羊，突然满身是长满獠牙的嘴巴，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
这里说起一个现实中的讨论。咸蟹认为私营企业做事没有底线，在达到足够强大的原始积累之后，与官勾结，就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来；鱼头认为私企如果不能持续保持企业的道德感，就不能长久生存，会被市场淘汰。我个人的理解是，国企管理层有卸责的本能，因此不会做恶劣的事情，但是也不会有效率；而私企出于压榨最后利润的本能，官商勾结是最迅速的一条路，没有底线是可能的，也是不能长久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私企老板能够有长远眼光。
根源在于无恒产者无恒心，基业长青的理念不存在，都是捞了一票就走的思路和路径，因此无底线反而成为常态。
但是你把所有一切寄托在国营体系上面，执政者就会给自己身下埋了一颗炸弹：国营体系无效率，就业是不能指望的。一旦私企被压榨死光，失业者成为流民，就会计算生命的价格，是起而行暴力，还是做顺民，你简直不能做选择题，成为小偷、强盗，进而造反是一定的。
金融的逻辑基于贪婪和恐惧。国有银行只有恐惧没有贪婪，他们的算计是国有体系有国家兜底，即使效率不高最终也会有人买单，因此贷款去了国企。这对私人没有好处，于是寻租者利用各种渠道把资金给高利贷者，高利贷去了私企。私企在一年前就安排了护照和签证，以至于高利贷者蹲守美欧领事馆都没有看到欠债的企业主身影，证明这些企业主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这些企业主对实业的恐惧，也就是庙堂的噩梦，因为他们不玩了，就业市场在哪里？
最终，这个烂摊子一定是政府出面收拾，国企不得不全面接管经济。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在全球历来的经验里，国有体系都是无效率的，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上山下乡的源头在于当年的国营体系已经无法解决数千万年轻人的就业，留在城市里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使下乡，也没有在农业里解决就业问题，到文革期间，全国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邓公不得不在1978年稳定政权后开始改革，他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或者改革让所有人吃饱饭。
我非常反感现在理论界的一种说法，说邓公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产生垄断资本家。
这是放x。
在一个体制内，邓公做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以变通的合约：承保责任制，暂时解决了私权问题，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业热情，耕作农业，创立私企。
而朱相在体制内，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让国企工人下岗，促进私企发展，开拓了出口市场。
但是宿命，是一条自食其尾的蛇，封闭社会的利益输送自然而然的发生，向上的沟渠自动形成，最终形成的是倒退回到起点。
当市场失效，私企逃亡，就业市场不再有人维系，p民回到广场的路途就越来越短了。
p民在算计利益时，脑子是很清楚的，同时他们大多缺少常识。
不仅仅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缺乏常识，这让他们更容易被主义忽悠，之后又去忽悠p民。
有个中医写的《生活在银元时代》，讲的是老上海，我就不重复记录这些生活数据了。在1976年，我和母亲在上海和山东的乡村两地跑，母亲因为下放到了农村，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外婆家。农村基本上没有收入，缴纳公粮后，依靠地瓜干养活一家人。我穿的衣服是哥哥的衣服改的，补丁摞补丁。到上海，只有钱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依靠工厂发的票据，比如粮票、布票去配给食品和布料。全家五口人挤在不足12平方米的房屋里，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窘迫，整个上海的居住条件大多如此。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你在农村翻土方，大炼钢铁出几千万铁疙瘩，原子弹卫星上天是没有用的，首先你要吃得饱，穿得暖。这是常识！经济上的数据毫无用处，整个国民的贫穷在四十岁以上人的记忆里是永远抹不去的噩梦。
虽然说全民教育医疗免费，我在农村没有办法得到，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多少医生和医院。我们是靠偏方活下来的，或者等死。在城市里看病，好的医疗都照顾老干部，普通人看病缺医少药缺床，到处托关系，代价不低，效果不佳。乡下读书，没考上初高中的，高小毕业留下来教村里的孩子；城市里读书，没有户口不可能读；有了户口，由于教育经费的缺乏，没有什么人喜欢做老师，孩童只能挤重点学校，其余的等于被差校差班废掉。文革期间，大学教育瘫痪。
苏联在上世纪曾号称世界第二强国，但食品店里空空如也，买面包的民众排成长龙，也无法得到足够的食品。大饥荒出现在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度里，直到今天的北韩。这是苏联垮掉的原因之一。GDP无法代替民生，计划经济谋求的是不符合需求的虚假生产力，产生的是无法满足国民生存的基本物质。
以苏联模式计算的GDP，展示的是中国在1949年之后钢铁煤油军工等重工业的虚假繁荣，更不用说其中数字的荒谬和制成品的废品率。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人在使用文革期间的弹药时，出现哑炮废弹的几率很高。即使是严厉管控的影视作品中也展示了这类现象。昭示着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工人消极怠工、无效生产，所产出的产品品质与成本都是无法保证的。在早年间姜昆等老一辈相声演员的相声中，品质和服务是经常抨击的一个问题。但是，计划经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想而知，当年的gdp中有多少废品。
农村能好到哪里去呢？农民在挣工分，80分有你一分，你不干，损失一分，你干了80分，只有一分。所以农民的怠工和出工不出力，也是舆论和文学作品一再抨击的不良品质。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全体国民除了力保的大城市居民，大多数处在半饥饿中，全国的胖子寥寥无几。
许多典型的榜样，在几十年后被科学家证明是耗费资源的无效之功。黄土高原的战天斗地耕梯田，导致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梯田的耗水量和无法保持水肥，不仅仅是产量低下，而且严重破坏了环境资源，导致耕田减少。这些无穷无尽的例子，在前三十年里，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带来了无数障碍。
今天，这些洗脑过度，不知道活着的常识是如何的愤青们，在缺乏常识的知识分子，和居心叵测的人的忽悠下，重新宣扬文革，宣扬过去极左的丰功伟绩，你们准备让父辈们重温地狱吗？
更痛心的是，你们让你们的父母们看着辛苦养大的子女，要自觉自愿的去到地狱里；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如何承受这些苦痛？
在深圳喝茶，我们几个都摇头说：p民不值得救，还是走吧。鱼头家离香港十分钟，我离东南亚二小时飞机，每年定好一年期的open舱位，一旦粪青弄国，走为上策，没必要和这些sb耗着。
后来看到一个叫墨者的人给我留言。
看得出来墨者是个悲天悯人的爱国主义者，很有趣，我不信这个。在以往的历史上，被p民生吞活剥的往往是这类英雄。袁崇焕在菜市口被北京人民咬碎了骨肉；彭德怀被医生和革命战士渴死。
另外他说错了，我这样的人并不是寄生虫，他根本没搞懂五千年来的体系中谁是寄生虫。我们这些金融投机者只是大自然的秃鹫，清理死尸而已。
他是其中的一具死尸吗？
很显然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假日里山间饮茶观星，目睹这块土地上山雨欲来，写点东西警示自己和朋友而已。这个系列的文章并不是给p民看的，另一部分用意是给庙堂看的，尽管希望不大。希望庙堂上的大人物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的利益，再想一想p民的底线。
谁是p民？广义来说，官外的你我他都是p民；狭义的说，是那些执迷不悟，脑袋进水的精神残疾者。你愿意把自己归类哪一边，取决于你的心灵是否开悟。
一个经济体没有实体经济，那是空中楼阁；没有了金融的力量，那就是小农经济，注定在世界的沙场上被淘汰出局，消失在人类历史深处。
而金融的力量根植于自由市场经济、人性、行为心理、物理和数学的逻辑计算，一群巫医般的p民，意淫飞花摘叶、伤人立死，只能成为义和团，成不了世界的推动力量。
美国可以出Steve jobs，创造伟大的产品和时尚，影响人类的生活，带给人愉悦与欢乐；一个所谓伟大的领袖，只会带来破坏的力量，毁灭生命。古往今来，你记住几个皇帝？秦皇汉武是你的偶像吗？或许是，却不是人类共有的灵魂。那些伟大的灵魂，在茫茫的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你记住了孔子、孟子、庄子、李白、亚里斯多德、达芬奇、爱因斯坦、哈耶克、凯恩斯、爱迪生等等给人类带来智慧和创造力的灵魂。
在唐王朝之后，中华帝国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哲学家，也没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可以影响人类的进程，只有一群破坏性的帝王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作者:袁明 来源：商业评论网）
中国有很多古话,证明古代的中国人有真正的智慧,其中有句话类似: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当我们与底层相处时,我们千万要小心.权贵阶层在数千年的历程中,善于牧民,形成了牧民术.这些东西在短暂的历史里都是成功的,然后整个王朝体系的天生致命缺陷会导致长期的不稳定,从而失去王朝.
然而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力求上升的阶层,你怎么样理解周围的世界呢?
乌合之众之英雄当屠和投名状
晚间睡了一觉，问女儿饿不饿，于是去吃小肥羊。结账的时候，旁边一桌在结账。等我们出来，我问女儿，你有没有注意隔壁一桌结账的情况？女儿问：什么？我说：坐在你边上那个女的拿了钱出来，但是手没有伸出去，只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想付账。而对面那对夫妻， 男的起身去了柜台，这是真正想结帐的。
女儿笑笑，她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关心自己的卡片。
言归正传，飞航途中，买了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直知道这本书的内涵，但是没有看过，花了一个半小时看了八成。
这是本伟大的书，吴思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大粪从美丽的躯体里剥了出来，臭不可闻，然而却是中国的本质。
其中有个故事剖析p民的算计，我并不是完全描述，拆解一下其中的逻辑。
清朝某地一直有贩私盐的传统，但规模不大，只是普通民众的生计来源而已；这与大盐商的利益有冲突，但并不危及到其生存问题。不过，由于乾隆下江南，盐商接待的不错，因此得到了恩宠和许诺。盐商还是利用官场力量挤兑这些私盐贩子。这就威胁到了私盐贩子的生存，因为那些并不能发财，但是却是安身立命的生计来源。
这个时候开始计算人性命的价值，私盐贩子是饿死呢？还是奋起一搏。算计在于地方官是维护盐商的发财扩张梦想呢？还是维持一方安稳。代价是多少？
双方在计量的时候，有出头者振臂高呼，于是开始大乱，围攻了衙门。
地方官很明白当地的民情，立即告示，说按原来方式继续。然后再谋划领头者的事情，普通参与者既往不咎。民众很快情绪平复下来。但是军方不肯放弃立功心切，开了队伍过来。民众感受到了生存的危险，在领头者的带领下武装攻击了军队。清朝军队腐朽不堪，被击垮了。
事情闹大了，军队撤退，还是地方官来处理。
地方官的策略不过是原来的计量。
历史上的地方官对于p民心理研究很透，无非一个生存底线问题。顺民的代价是让他活下去，而不是压榨到死。盐商的做法，和军队的做法都是逼人于死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就是p民算计生命的代价，民不畏死，那就是执政者的噩梦了。
地方官的处理是到位的，事情平息，p民继续做顺民，英雄当屠。因为p民开始算计得失，把原来为自己出头的人卖掉，当然好过庇护他。这个时候地方官再推一把，宣称送贼前往者，给多少赏钱。乡亲们算一算银子，就把领头者绑了送官。
我在论坛写东西的时候，有好事者激老王，说要我做鲁迅。
那些家伙都是不怀好意的p民。
上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但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资本论和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席卷了全球。那个年代的世界各国曾多少都试用过左翼的社会主张和治国策略，包括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
几十年后，这些国度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法拉美印度等等不仅仅在经济上一无建树，而且产生了社会动荡，阿根廷直接从世界第六的发达国家坠入发展中国家队列，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再没有回到发达国家阵列。
哈耶克的理论不容易为p民和代表其选择的政府接受，而主义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很容易煽动人心。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这类理论，那就是均贫富、暴力革命的一套。
古老的宗教和主义都有一个倾向，给p民描述天堂，只不过宗教宣称的是来世，主义描述的是现世。宗教改良后，能够一直生存发展下去的原因在于来世没办法算账；主义却给自己设了个套，宣称现世就可以共同富裕。达不到目的时候，就只能均贫富了。一旦要均贫富，那就是要牺牲一批人。
宗教和主义要牺牲异教徒时，对于神仆来说，重要的不是精神，而是这些异教徒手里的财富。夺其一百，给p民三十，自己腰包里装七十，这是可以算计得失的。
你如果沿着这条路径去理解哈耶克的哲学理论，就能明白，对于p民来说，描述天堂，非常容易忽悠他们脆弱的心灵。p民从来不会思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把命运交给一个好皇帝，一个清官体系，要公平，怎么可能做到？人性的贪婪，决定了乌托邦里划分财富的人必定要留下自己最大的那一块，压榨p民是一定的。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拿到天下的人来说，这个牧场是他的，他会考量基业长青，会维持奶牛们的生存，以方便长期挤奶。但是皇帝下面的众臣子来说，他们只是奴才。皇帝不差饿兵，当差的压榨p民是一定的。而一个皇帝是管不了普天下的官僚阶层的。
这就是乌托邦无法实现的原因。
但是p民做顺民有自己的算计，只要不威胁到生命的价格里面，他们是不会起来行使暴力的。历来所谓的农民起义军都是流民占了多数，因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即使是这样，流民一旦有了口饭吃，队伍就垮了。所以，领袖是洞悉人性黑暗的伟大人物，从陈胜到宋江，一定要立下规矩：投名状。你先杀人入伙，这就基本上断绝了你下贼船的路。同时，包括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朱元璋这些人，在造反初期，一定是攻城屠掠，烧杀抢劫。造反者在屠杀一座座城池之后，就会计算自己的得失。杀人劫掠强奸等等，不仅仅获得暴力收益，满足性欲，而且对于领袖来说，这些人要回头，是越来越难了。
我在博客里曾经苦劝一个粪青，他信奉革命，对文革充满向往。只是他不会知道，一旦暴力革命形成，鼓惑者要成事，一定会要p民缴纳投名状。然后攻城屠掠。p民和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儿老小，都会置于死亡的危机之下。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从黄巢起义到太平天国，数千年来，每一次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以数千万人的死亡为结果。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朱元璋，在养活军队时，都曾经大量屠杀人，以作口粮。历史上有记载，很多人没有承认过，但是从逻辑推演，这是存在的。因为大乱起，农民不再种植粮食，p民要活下去，只有两条路，要么参加军队吃人，要么被人吃。
从英雄当屠到投名状，这是中国历史人物的两大选择，谁最没有底线，谁获得最大收益。
而选择他们的p民，要么卖了自己的救世主，要么被自己的救世主卖。
文革期间，一夜之间掀起青年人到街头广场。
p民到广场比较容易，回到家里比较难，后面是长达十年的浩劫。文革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几乎彻底颠覆了整个政权的运作，整个工业和教育体系崩溃，只有农业和医疗系统勉强维持运转，一个国家的正常功能消失殆尽。更惨的是，文革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许多父子、夫妻反目，人们为了撇清自己，与亲人划清界限，甚至亲自批斗。这个伤痕直到三十年后都没有消失，伟大的哲学家顾准死在监狱里，他的儿子到现在还恨他，一直到现在，甚至还在公开场合批评死去的父亲。
怨恨，可以让贞子变成恶毒的鬼，也可以让中国人背负着，互相仇视，直到死亡。唐三藏西天取经，原本要化解这些恶念，但是很显然，他失败了。
过去的三十年，庙堂以经济发展替代其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只要p民能够看到实在的利益，他们并不想上广场。为何现在行不通了？老干部非常忧郁：我们打下了江山，为他们发展经济，建起高楼大厦，为何他们恨我们？
根源在哪里？
如果你听说国家的富人只有1成在私营体系，你会惊讶吗？你会。从高利贷事件中，你会明白，真正有钱的是谁。在最初的二十年发展中，私营体系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十年这些财富已经发生了转移。现在的私营企业大多数是中产阶级。
无论是通往奴役之路，还是血酬定律，告诉我们的道理，在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社会，没有自由和制衡体系，最终变成了一个财富输送沟渠。今年有可能财政收入达到13万亿人民币，这是水面上的；水下的潜流输送，大概与此数字相当。
左和右在主张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极左认为变革这一切，需要p民回到广场，暴力推翻一切，重新来过。这没有用！
这个国度要进入文明开放的社会，只有全民和解，建立制衡体系，人人监督人人，向上输送的沟渠才会枯竭。尊重私权，开放市场，私有企业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扎根于此，做基业长青的打算，解决社会需要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
对于庙堂，没有理解的是，你要一个高压锅，还是要一个炸弹？民主体系是一个高压锅，四年一度的选举，给了p民一个出气口；从上而下建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炸弹，因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是永远不可能制止的。
只不过说，我这些都是屁话，没有人会去做的。
历史的轮辙告诉我：庙堂一定选择把高压锅的口子堵住！为了避免流民阶层形成，要依赖私企解决就业，所做的就是充分竞争市场你去打拼，资源市场上交国企。问题在于，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自由市场告诉我们，当市场被扭曲后，各类报复就以市场自己的形式出来，一只温良的羊，突然满身是长满獠牙的嘴巴，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
这里说起一个现实中的讨论。咸蟹认为私营企业做事没有底线，在达到足够强大的原始积累之后，与官勾结，就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来；鱼头认为私企如果不能持续保持企业的道德感，就不能长久生存，会被市场淘汰。我个人的理解是，国企管理层有卸责的本能，因此不会做恶劣的事情，但是也不会有效率；而私企出于压榨最后利润的本能，官商勾结是最迅速的一条路，没有底线是可能的，也是不能长久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私企老板能够有长远眼光。
根源在于无恒产者无恒心，基业长青的理念不存在，都是捞了一票就走的思路和路径，因此无底线反而成为常态。
但是你把所有一切寄托在国营体系上面，执政者就会给自己身下埋了一颗炸弹：国营体系无效率，就业是不能指望的。一旦私企被压榨死光，失业者成为流民，就会计算生命的价格，是起而行暴力，还是做顺民，你简直不能做选择题，成为小偷、强盗，进而造反是一定的。
金融的逻辑基于贪婪和恐惧。国有银行只有恐惧没有贪婪，他们的算计是国有体系有国家兜底，即使效率不高最终也会有人买单，因此贷款去了国企。这对私人没有好处，于是寻租者利用各种渠道把资金给高利贷者，高利贷去了私企。私企在一年前就安排了护照和签证，以至于高利贷者蹲守美欧领事馆都没有看到欠债的企业主身影，证明这些企业主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这些企业主对实业的恐惧，也就是庙堂的噩梦，因为他们不玩了，就业市场在哪里？
最终，这个烂摊子一定是政府出面收拾，国企不得不全面接管经济。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在全球历来的经验里，国有体系都是无效率的，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上山下乡的源头在于当年的国营体系已经无法解决数千万年轻人的就业，留在城市里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使下乡，也没有在农业里解决就业问题，到文革期间，全国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邓公不得不在1978年稳定政权后开始改革，他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或者改革让所有人吃饱饭。
我非常反感现在理论界的一种说法，说邓公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产生垄断资本家。
这是放x。
在一个体制内，邓公做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以变通的合约：承保责任制，暂时解决了私权问题，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业热情，耕作农业，创立私企。
而朱相在体制内，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让国企工人下岗，促进私企发展，开拓了出口市场。
但是宿命，是一条自食其尾的蛇，封闭社会的利益输送自然而然的发生，向上的沟渠自动形成，最终形成的是倒退回到起点。
当市场失效，私企逃亡，就业市场不再有人维系，p民回到广场的路途就越来越短了。
p民在算计利益时，脑子是很清楚的，同时他们大多缺少常识。
不仅仅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缺乏常识，这让他们更容易被主义忽悠，之后又去忽悠p民。
有个中医写的《生活在银元时代》，讲的是老上海，我就不重复记录这些生活数据了。在1976年，我和母亲在上海和山东的乡村两地跑，母亲因为下放到了农村，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外婆家。农村基本上没有收入，缴纳公粮后，依靠地瓜干养活一家人。我穿的衣服是哥哥的衣服改的，补丁摞补丁。到上海，只有钱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依靠工厂发的票据，比如粮票、布票去配给食品和布料。全家五口人挤在不足12平方米的房屋里，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窘迫，整个上海的居住条件大多如此。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你在农村翻土方，大炼钢铁出几千万铁疙瘩，原子弹卫星上天是没有用的，首先你要吃得饱，穿得暖。这是常识！经济上的数据毫无用处，整个国民的贫穷在四十岁以上人的记忆里是永远抹不去的噩梦。
虽然说全民教育医疗免费，我在农村没有办法得到，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多少医生和医院。我们是靠偏方活下来的，或者等死。在城市里看病，好的医疗都照顾老干部，普通人看病缺医少药缺床，到处托关系，代价不低，效果不佳。乡下读书，没考上初高中的，高小毕业留下来教村里的孩子；城市里读书，没有户口不可能读；有了户口，由于教育经费的缺乏，没有什么人喜欢做老师，孩童只能挤重点学校，其余的等于被差校差班废掉。文革期间，大学教育瘫痪。
苏联在上世纪曾号称世界第二强国，但食品店里空空如也，买面包的民众排成长龙，也无法得到足够的食品。大饥荒出现在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度里，直到今天的北韩。这是苏联垮掉的原因之一。GDP无法代替民生，计划经济谋求的是不符合需求的虚假生产力，产生的是无法满足国民生存的基本物质。
以苏联模式计算的GDP，展示的是中国在1949年之后钢铁煤油军工等重工业的虚假繁荣，更不用说其中数字的荒谬和制成品的废品率。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人在使用文革期间的弹药时，出现哑炮废弹的几率很高。即使是严厉管控的影视作品中也展示了这类现象。昭示着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工人消极怠工、无效生产，所产出的产品品质与成本都是无法保证的。在早年间姜昆等老一辈相声演员的相声中，品质和服务是经常抨击的一个问题。但是，计划经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想而知，当年的gdp中有多少废品。
农村能好到哪里去呢？农民在挣工分，80分有你一分，你不干，损失一分，你干了80分，只有一分。所以农民的怠工和出工不出力，也是舆论和文学作品一再抨击的不良品质。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全体国民除了力保的大城市居民，大多数处在半饥饿中，全国的胖子寥寥无几。
许多典型的榜样，在几十年后被科学家证明是耗费资源的无效之功。黄土高原的战天斗地耕梯田，导致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梯田的耗水量和无法保持水肥，不仅仅是产量低下，而且严重破坏了环境资源，导致耕田减少。这些无穷无尽的例子，在前三十年里，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带来了无数障碍。
今天，这些洗脑过度，不知道活着的常识是如何的愤青们，在缺乏常识的知识分子，和居心叵测的人的忽悠下，重新宣扬文革，宣扬过去极左的丰功伟绩，你们准备让父辈们重温地狱吗？
更痛心的是，你们让你们的父母们看着辛苦养大的子女，要自觉自愿的去到地狱里；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如何承受这些苦痛？
在深圳喝茶，我们几个都摇头说：p民不值得救，还是走吧。鱼头家离香港十分钟，我离东南亚二小时飞机，每年定好一年期的open舱位，一旦粪青弄国，走为上策，没必要和这些sb耗着。
后来看到一个叫墨者的人给我留言。
看得出来墨者是个悲天悯人的爱国主义者，很有趣，我不信这个。在以往的历史上，被p民生吞活剥的往往是这类英雄。袁崇焕在菜市口被北京人民咬碎了骨肉；彭德怀被医生和革命战士渴死。
另外他说错了，我这样的人并不是寄生虫，他根本没搞懂五千年来的体系中谁是寄生虫。我们这些金融投机者只是大自然的秃鹫，清理死尸而已。
他是其中的一具死尸吗？
很显然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假日里山间饮茶观星，目睹这块土地上山雨欲来，写点东西警示自己和朋友而已。这个系列的文章并不是给p民看的，另一部分用意是给庙堂看的，尽管希望不大。希望庙堂上的大人物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的利益，再想一想p民的底线。
谁是p民？广义来说，官外的你我他都是p民；狭义的说，是那些执迷不悟，脑袋进水的精神残疾者。你愿意把自己归类哪一边，取决于你的心灵是否开悟。
一个经济体没有实体经济，那是空中楼阁；没有了金融的力量，那就是小农经济，注定在世界的沙场上被淘汰出局，消失在人类历史深处。
而金融的力量根植于自由市场经济、人性、行为心理、物理和数学的逻辑计算，一群巫医般的p民，意淫飞花摘叶、伤人立死，只能成为义和团，成不了世界的推动力量。
美国可以出Steve jobs，创造伟大的产品和时尚，影响人类的生活，带给人愉悦与欢乐；一个所谓伟大的领袖，只会带来破坏的力量，毁灭生命。古往今来，你记住几个皇帝？秦皇汉武是你的偶像吗？或许是，却不是人类共有的灵魂。那些伟大的灵魂，在茫茫的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你记住了孔子、孟子、庄子、李白、亚里斯多德、达芬奇、爱因斯坦、哈耶克、凯恩斯、爱迪生等等给人类带来智慧和创造力的灵魂。
在唐王朝之后，中华帝国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哲学家，也没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可以影响人类的进程，只有一群破坏性的帝王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作者:袁明 来源：商业评论网）